中国历代海事发展

来源:智汇海洋   发布时间:2016-11-08 11:32:44 

作者:方俊吉,高雄师范大学教授

    经济乃国家实力之重要指标,也是维系国家安定繁荣与稳健发展之原动力。经济之荣枯反映着国家的盛衰,而交通、商贸则是促进经济成长的两大主要因素。围绕着交通、商贸,古代中国开辟了陆上、海上两条丝绸之路,作为中国对外交往、贸易的重要通道,同时也是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,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中国地大物博,人民自古以农耕为主,生活多自足而安逸,长期以来形成了“安土重迁”,且较为保守、内敛的民族性。此外,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体制之下,历代王朝的政经重心大多位于内陆地区,是以虽较早开辟了“海上丝绸之路”,但整体而言并没有面向海洋,对外拓张之企图心。

一、远古至先秦:濒海环境激发先民海河航行探索

中国东南地处辽阔的太平洋水域之西侧,形成一海陆双栖的国家,海岸线长达 18000 多公里,又有6000 多个大小岛屿环列。内陆除了黄河、长江两大水系东西横卧外,从南到北还有诸多河道分布。这种地理环境导致中国的海事文明起源甚早,海事活动也曾有非凡之成就。

1973 6 月,浙东宁波平原的余姚市河姆渡镇,发现一处远古居民之遗址。经 1973 1977 年,两次的挖掘,出土有骨器、陶器、木器……等,近七千件古物。其中,即有用以定止舟船之“石碇”,与用整块木板制成之木桨。据考乃距今约 7000 年前“新石器”时期之遗物。殷墟出土之甲骨中,已有“舟”字,象“舟”,或人撑“舟”之象形文出现。从出土之文物、典籍或文字片段,足以证明三千多年甚至更早之前,中国先民已能创造渡越江河的简单舟船之事实。甚或有认为殷商之先民已知使用“帆”,令舟船因风致远,航速加快,活动范围扩大。

春秋、战国时期,海事能力渐趋成熟,可视为中国古代海河航行事业之形成期。1958 年,江苏省武进县奄城乡发掘出一长 11 米,宽 0.9 米,用整段原木挖空制成之物,经测定,当是春秋时期之独木舟。近半个世纪以来,出土古物上也多有战国时期之水战图纹,其中即有两层或三层结构之战船。

殊值一提者,春秋战国时期,先民已知将天文星象知识应用于海上航行,即利用“北极星”作为导航之星座。《尚书·洪范》载:“月之从星,则从风雨。”同时先民也知利用潮汐及海洋定向之潮流等,辅助航行。据史记载,战国时期就曾有为避乱而经由海路远徙朝鲜者。日本所谓的“弥生时代”,伴随着中国人的移入也出现了来自中土战国,甚至春秋时期之陶器、铁器与铜器等。同时,还有大片中国耕作模式之水田存在。此外,据考战国时期在东南沿海及西南之百越地区,已有船只往来于南海海域,远至番禺进行贸易。综上可见,先秦时代中国人不仅已具海洋航行之能力,并且海外探险与海上贸易往来已逐渐频繁。

二、秦汉至隋唐:厚植航海能力开拓海上丝绸之路

秦、汉是中国开疆辟土的重要朝代。秦始皇一统天下后,曾将东南沿海之浙、闽地区设闽中郡而并入版图,并四次沿海巡行。始皇二十八年(前 219)东巡首次有计划经海路至琅邪,建“琅邪台”。并准方士齐人徐巿之请,率童男、童女数千人,入海求仙。始皇三十三年,经略岭南,设南海、桂林、象郡三郡,并正式纳入版图。三十七年,始皇东巡,返至琅邪,徐巿再请命东渡日本,终不归。由此可见,秦代已能建造可渡海洋之大船。

至于汉代,造船与航海技术更有发展。不仅能建造十余丈高之三层大“楼船”,及类型繁多的各种船只,还创造了“船尾舵”、“风帆”等诸多船舶推进工具,更发明了降低沉船危险的“横隔舱”结构,为造船技术之重大进步。武帝时南越再度纳入中国版图,并开设番禺、徐闻、日南(越南、顺化)等港口,置“译长”经营海外贸易。元封二年(前 109)秋,曾水陆并进,征讨朝鲜。海路由山东出发,乘“楼船”渡渤海。定其地后,分置:真番、临屯、乐浪、玄菟四郡。其中,乐浪(今北朝鲜西北之大半)并成为中国经朝鲜半岛,来往日本之海路交通要津。东汉桓帝时,更有大秦(罗马)王安敦遣使由海道至日南来献之事。足见当时黄海、南海航路之交通状况即“海上丝绸之路”之原初面貌。

逮乎三国,地处江南沿海之吴国曾“遣将军卫温、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”。丹阳太守万震所著《南州异物志》,也曾详述当时航行于南海帆船之“驭风技术”。东晋安帝隆安三年(399),有孙恩、卢循等人,以海岛为基地起事叛乱,所造战舰,不计其数。其中“八槽战舰”实力强大,或以之为中国造船及航海史上之一大成就。义熙十二年(416)八月,刘裕率军北伐后秦,部将王镇恶率水军与晋军主力夹击后秦都城长安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载:“王镇恶率水军自河入渭,以趋长安,……乘蒙冲小舰,行船者皆在舰内,秦人见舰进而无行船者,皆惊以为神。”至于南北朝,据《南齐书·祖冲之传》载:“建武(494497 年)中,(南齐)明帝使祖冲之巡行四方,兴造大业,可以利百姓者,……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,乃造一器,不因风水,施机自运,不劳人力;又造千里船,于新亭江试之,日行百余里。”惜祖冲之所发明之“百里快船”,已无从考其巧妙。

隋代,文帝统一北方后,于开皇九年(589),命杨素在长江上游建造“五牙”大舰,另加可容百余将士的黄龙舰及平乘舰、舴艋舰等,各型战舰,组庞大舰队,一举歼灭割据南方之陈国,终结了三百年来分裂之局面。炀帝大业元年(605)春,敕王弘大修江都宫,“于扬州造舟及楼船”五千余艘,“其龙舟,高四十五尺,阔五十尺,长二百尺,四重”。大业三年三月,炀帝令朱宽、何蛮入海求访异俗,至于“流求”。大业六年,炀帝再遣陈棱、张镇周,发东阳(今浙江、金华)兵万余人,自义安郡(今广东、潮州)渡海征讨流求。隋军破其都邑,俘万余人而还。大业十年二月,炀帝征兵讨伐高丽。由来护儿率领水师,从山东东莱出发,循渤海、黄海沿岸,渡渤海湾,到达高丽。由此可见隋代的造船技术及水师远航能力。

唐承隋兴,又逢贞观、开元两盛世,国力强盛,舟船建造技术更大有提升,因此造船业也十分兴盛,诸多海港均有造船厂,能造各型船舰。此时已能采用“榫接钉合”(或称“钉接榫合”)的连接技术来提高船的强固度。比一般所使用“垂穿铁钉”之搭接技术,更为先进。唐代的海船普遍设有多帆与船舵装置,且具多个水密隔舱,航行中能利用侧逆风行驶,抗沉性更好。据明代宋应星之《天工开物》载,唐代已能锻造四爪船锚。德宗之时,杭州知府李皋更发明所谓“车船”,在船的舷侧或艉部装上带有桨叶之“桨轮”,靠人力踩动桨轮轴,代替橹、桨划行前进。

因造船技术之发展与造船业之兴盛,唐代对外贸易范围大大扩展。除了往来朝鲜、日本及南亚等周边地区外,还在原有航路基础上开辟了远抵波斯湾、红海甚至非洲大陆的航线,奠定了后人所谓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基本规模。自汉以来,中国对外之贸易,输出多以丝绸、绫罗、名酒、米粟等物为主,进口则以香料为大宗。唯至唐德宗时(780804),有鉴于丝织品大量出口,影响朝廷收入。于是,敕令丝绸等物,不得与诸番互市。自此,对外贸易之出口,则逐渐转以陶瓷、茶叶为大宗。由于主要输出品之改变,是以,晚近学者,有主张“丝绸之路”,宜改称:“陶瓷之路”、“香瓷之路”、“丝瓷之路”或“香料之路”等。此时中国对外贸易,已由汉以来内陆“丝路”为主发展为海陆并举。唐末、五代十国期间,由于内陆兵祸连年,汉以来内陆“丝路”贸易因而末落。对外交流贸易,转以海路为主。海事活动之重心,也明显由北方口岸,移往东、南沿海,并逐渐形成了明州(今之宁波)、福州、泉州、广州等当时外贸之重要港口。尤值一提者,中国之政经重心,长久以来,多在内陆北方。自魏晋、南北朝之后,逐渐南移。尤其,经历唐代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之后,南方之经济发展也因而更加突飞猛进。

唐代以来中国海事活动出现巨大突破,标志即为大大延伸了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航线,实现了海路取代陆路的历史性更替,扩大了对外贸易的范围,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影响。因唐代与外国交往频繁,盛誉远播,是以直到明、清甚至晚近,海外人士犹称华人为“唐人”。

三、两宋至元明:承前出新迎来古代海事活动高峰

至于宋代,都市经济繁荣兴盛,农业技术也多有改进,生产力大大提高,传统手工业发达,分工更精细,产品种类丰富,质量精良,为国家对外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。宋初,朝廷认为“市舶之利最厚,若措置合宜,所得动以百万计,岂不胜取之于民”。乃以“开洋裕国”作为国策方针,重视对外之贸易。太宗之时,即曾遣内侍持敕书与金帛,分四路前往海外,招蕃商来华贸易。加之以此时西北之“丝路”已完全为西夏所阻隔。是故,东南沿海之港口,已然成为主要的外贸中心。且当时为因应实务需要,神宗元丰三年(1080),乃制定了中国首部“对外贸易法”,名为《广州市舶条法》,并附有蕃商犯罪专门罚则。同时,在各主要外贸港埠,设立“蕃市”,专卖外国商品,更有专供外国人居住之“蕃坊”和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的“蕃学”。今广州与泉州市区犹有蕃客墓,为当时海外商贸繁盛之佐证。南宋时,航行在东海之商船,除了中国商船外,也有了日商船只。而对日之往来,则以:明州(宁波)、泉州及福州为主港口。据史记载,当时香料贸易相关之收入,竟占南宋全国岁入的二十分之一,甚至更多。

殊值注意者,两宋时期“指南针”经过改良,用于远洋航行,在技术条件上大大推动了此后海事活动之发展。“指南针”古称“司南”,乃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,直至北宋时经改良,用人工磁化之铁针,置于碗水上(称:“水浮指南针”)以为导航之辅助。元佑间发明家沈括更发现地磁对“指南针”之影响,并在《梦溪笔谈》中记录了地磁偏角。此一发现,使“指南针”之应用更为精确。至于南宋时,“指南针”更进一步改良,成为较精密,且应用也较为广泛的“罗盘”,应用于航海上。此时,“指南针”还经由阿拉伯人转传进入欧洲,为欧人应用在航海上,然已晚于中国近百年矣。在造船技术上,南宋初,李纲曾在荆湖一带建造所谓“飞虎战舰”,傍设四轮,每轮八楫(桨叶),四人旋斡,据称可日行千里。此外,宋代所造大型海船,已知采用所谓“龙骨”之尖底结构,此不仅可使速度加快,且降低摇晃。欧洲直到十八世纪末、十九世纪初才知采用此法,较诸中国亦晚数百年之久。

 

十三世纪初,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诸部,于斡难河(今鄂嫩河)建立大蒙古国。在公元 1271 年,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前,更先后发动三次西征,建立了横跨亚欧的蒙古帝国。因此,元朝成立之后,对外之交通、商贸,自然更为方便而广阔。元世祖至元十六年(1279)起,曾四度派遣杨庭璧等使者,自泉州出海,远航至印度诸国。成宗元贞二年(1296)时,亦曾遣周达观自温州出访真腊(今柬埔寨)。当此之时,不但海上之航行已能掌握并利用季风之规律,且“罗盘”也已改良得更为精确,在航海之应用也更为普遍,成为海舶必备之工具,藉以保障航行之安全与稳定。元代周达观之《真腊风土记》留下了利用罗盘指引航行的记录:“自温州开洋,行丁未针。历闽、广海外诸州港口,过七洲洋,经交趾洋到占城。又自占城顺风可半月到真蒲,乃其境也。又自真蒲行坤申针,过昆仑洋,入港。”

 

尤可注意的是,宋以后逐渐产生专门之航海地图与详细之航海记录,是乃中国古代海事活动走向高峰的一个表征。中国古代在地图上有关大海之描绘始见于《汉书·地理志》,直到宋代之《舆地图》,才出现海上航线之标志,虽尚非专为航海使用之海图,但已为后世海图之产生肇基。中国最早有航海之专图当始自元代,元以后航海地图得到发展,尤其在元、明之际中国古代航海图绘制形成高峰。再者,南宋时泉州之舶司提举赵汝适撰《诸蕃志》,是海外地理之名著,记载东自日本,西至非洲、地中海的风土物产以及中国沿海和海外各国之航线里程、航行所需时间等。而至元代,航海家汪大渊撰《岛夷志略》一书记载其在公元 1330 1337 年,两度随商船出海所经历之见闻。汪氏所记,无论在地理位置、土地气候,乃至物产,均较《诸蕃志》更为精准、丰富。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海外见闻之日渐增广。

 

总之,到元代时,远洋航行所需之造船技术、导航设备及航行海图等都已发展成熟,且领先于欧洲,堪称当时世界最先进之水平。换言之,元代不仅重建了统一的中国,并且使中国取代了阿拉伯人的地位,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海洋贸易国家。元代海洋贸易之发达,为明代迎来古代海事活动的高峰准备了条件。

 

明太祖洪武年间,对外贸易曾设立了泉州、宁波、广州三个“市舶司”。之后,虽曾为防海寇之骚扰,而数度施行“海禁”,罢废舶司。成祖即位后,即复置“市舶司”,以处理朝贡、贸易之事,并进一步于永乐三年(1405)六月十五日,派遣太监郑和出使西洋,统率二万七千八百多人,大小船舰二百四十多艘,较大之船舶名为“宝船”,有六十三艘,从今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。在历代所累积的造船、相关设备之技术与航海经验基础上,郑和远航舰队之装备、性能及规模达于巅峰,堪称世界一流。无怪乎,今之研究中国古代造船工艺学者,认为秦汉、唐宋、元明,为中国造船的三个历史高峰时期。

 

郑和在前后二十八年中七度远航,抵达了三十多个国家及地区,开启了人类史上空前的外交及海路商贸之旅。其成就不只积累了更丰富的航海经验,同时也宣扬了国威,更拓展了中国人的海外视野,超越了晚于郑和近百年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的哥伦布。但令人扼腕的是,郑和七下西洋之诸多官方档案竟然无故亡佚。今之所知多以亲自随行之通事马欢所著之《瀛涯胜览》,费信之《星槎胜览》与幕僚巩珍之《西洋番国志》为第一手资料。

 

另值一提者,被推定为洪武二十二年(1389)绘成,以中国为中心的《大明混一图》,北起蒙古高原、南至爪哇岛,东到日本、西至欧洲与非洲。比欧洲人之地理大发现,先绘出了南非的三角形,早约百年,也反映了十四世纪末,中国人更为开阔的世界观。明末、清初之际,由于西方传教士的大批东来,促进了西学的东传,较先进的绘制地图方法也随之引进,使地理知识不断增进,当然也让中国人对于世界有进一步之认识。

 

四、清代及近代:海禁、闭关政策与海事活动萎缩

 

整体而言,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,正当西欧早期之航海强国开始向外扩张之时,中国在经济、军事、科技和文化等方面,多还处于领先之状况。明代中叶欧洲人之地理大发现以后至“鸦片战争”之前,中国逐渐与世界拉开差距。当此之时,若干西欧国家积极向海洋发展:较早之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兰,及后起之英国,都企图向世界扩张。稍后,跟随着“工业革命”之成功,彼等终成海上强国,并发展成为世界霸权。反观中国,在此一期间,却采取了与时代潮流相背离的“闭关自守”之愚昧政策。

 

就清代而言,初期尚未施行所谓“海禁”之举措,直至顺治十二年(1655)六月,为防止沿海民众经由海上活动,联系反清复明势力,而开始施行“海禁”。令沿海省份“无许片帆入海,违者立置重典”,较诸明嘉靖之后几次之“海禁”更为严厉。顺治十八年,更进而将江、浙、闽、粤、鲁等沿海居民,强行内迁三十至五十里,设界防守,严禁逾越。直到康熙二十二年(1684)台湾收复后才解除“海禁”。然而,仁宗之后,国力已渐趋衰微矣。概略而言,明末至于清代,中国之海事发展,在断断续续的“海禁”下,已然呈现明显萎缩。

 

十八世纪中叶,正当欧洲进行“工业革命”,经济民生飞跃发展之时,颟顸腐败之清廷,犹“妄自尊大”,视外国为蛮夷,而不思与时俱进,愚昧地“闭关自守”。直到公元 1840 年,英国人发动“鸦片战争”,将中国门户轰破,同时,也重重地打击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。咸、同之际,虽曾启动洋务运动,意图以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,然而历经三十余年,仍积弊难除。1895 年,中日“甲午战争”之败北,正式宣告洋务运动失败。接踵而来的“八国联军”烧杀掳掠,强取豪夺。一夕之间,让中国的门户洞开,财经民生……查看原文:http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IyMTM0ODg5NQ==&mid=2247485055&idx=1&sn=91deb3f745a747212357ce5d81634854&chksm=e83f530fdf48da19b05c2443e8fd7d19f2a6a8b2f551c0f1069139b82f4aa27f6207c111bc4e&mpshare=1&scene=23&srcid=1108ORyk4TSrm2lv7XIm4CQN#rd

Copyright © 2004-2014 hycfw.com Inc. All Rights Reserved. 山东海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
用微信扫描二维码
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
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