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代的胶莱海运

来源:佚名   发布时间:2015-05-21 04:02:26 
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(公元1271年),改蒙古国号为元。次年,定大都城(今北京)为国都。至元十六年,元灭南宋,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统一王朝。其时中国北方(今黄河中下游地区)经济凋弊,首都地区有庞大的蒙元贵族官僚集团和数量很大的驻军,所需的粮米及一大部分生活物资,都仰仗于江南(今长江中下游地区)来供应。随着大都城的急剧发展和人口的迅猛增多,如何及时地把江南的粮米等运到大都,就成了一个越来越严峻的问题。
以中国古代的交通运输条件,各地供应京师的粮米,历来主要依靠江河水路运输,称为“漕运”。要保证南北水路漕运畅通,历代都曾开挖人工河道,北宋时著名的汴河就是沟通长江、淮河直达汴梁城的水上交通大动脉。后经金与南宋对峙百余年,黄河夺淮入海。汴河完全湮废,隋唐时连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其它的人工河段也大都早已淤塞。
元朝初年的“漕运”,临时只得采用水陆联运的方式,要经过断续的几段水道,中间加上多次的陆路倒手搬运,既费力耗时,代价昂贵,所运也远远不敷所需。于是,加紧在今山东省西部开凿济州河和会通河,想沟通淮河和卫河之间的航道。同时,又大力发展海上运输,即以江南漕船出长江口,北上经黄海,绕道成山头,转向西北,过渤海,以达直沽(今天津市)。不过,济州河短期内无法凿通,而海运和水陆联运相比,虽省时间,运力也大,但以当时的航海科技水平,放洋过海,漕船遇到海上风暴,往往舟覆粮毁人溺,“牵挽之劳虽节,而飘溺之患亦多”,仍然不是良策。
至元十七年(公元1280年),莱州人姚演向朝廷提出开通胶莱以缩短海运航程的建议。这个诱人的设想,立即得到元世祖的批准,委任山东东西道宣慰使(约略相当于今山东省地区的最高长官,驻益都)、都元帅(统兵高级武官)阿巴赤督率“益都、淄莱、宁海兵万人开河”并“以钞万金为佣食”,“免三州一岁赋以为开河之用”,就是拨给帑金和减免地方租税给予财政支持。姚演则负工程设计施工之责。
至元十九年,胶莱水道打通,“凿池三百余里,起胶西县(今胶州)陈村河口,西北达胶河,出海仓口,谓之胶莱新河”。(5)据现存康熙《平度州志》里的《胶莱河海运图》(此图当系明末崇祯十五年平度知州杜志攀亲自勘察胶莱河道后所绘,甚为详明)所示,元代的“胶莱工程”主要是开凿了一条从今平度窝铺村附近的“分水岭”东南下,进入胶州湾,长60里的人工河,使这条新开的人工河道在“分水岭”处和从南面来自诸城、高密、胶州的胶河联通,胶河是从“分水岭”旁流向西北,转而北入莱州湾的,于是新开河便把胶州湾和莱州湾沟通起来。为了增大新开河的水量,又开挖了一条从今天的平度南村镇北,引沽河水向西,至吴家口由北岸入新开河长20余里的“助水河”。还在新开河之南,今胶州境内开了一条长渠,逼引南来的胶河分流东下以济新开河。对于“分水岭”以下的胶河则进行了全面疏浚、加深加宽河道,加固堤坝。为了蓄存河水和调节水位以保漕船通行,自南海胶州湾口沿运河建了陈村(今胶州境)、吴家口、窝铺、亭口、周家口、玉皇庙、杨家圈、新河(以上今平度境)、海仓口(今莱州境)共九座水闸。胶莱海运遂即开通。
元世祖任命阿巴赤为胶莱漕运使,专司漕运事宜。“其水手军人等二万,船千艘”,来自江南成队的漕船,满载粮米,不再涉大洋,绕成山,只需进入胶州湾,便可由麻湾口随海潮入新河逆水西上,过窝铺闸后,转西北顺流而下,北转,出海仓口,入北海莱州湾,西北上,直达直沽。航程大为缩短,也不再有大洋飘溺之险了。史称其时“岁运粮米达60万石”,占到江南海运漕米总数的百分之六十。虽然史学界多认为这个数字有夸大成分,可元代的“胶莱海运”曾一度非常兴盛,自是事实。
然而,胶莱海运通航不久,就陆续暴露出许多严重缺陷,最主要的是没能解决运河水量不足的问题。按原来的工程设计,是想利用南北两海口潮水上涨的时机行船,却因中间河段水浅,“船多损毁”,以致“军民苦之”,得不偿失。
此后不久,山东西部开凿济州河和会通河成功,京杭运河漕运开通,很大一部分漕粮勿需再用烦难的“水陆联运”了。同时,远洋航运的技术也有很大改进,元朝以精于航海的江南人张煊、朱清负责海上漕运,岁运粮数百万石。这样一来,新开的“胶莱海运”便被淘汰了。至元二十一年元世祖下诏“罢胶莱海运事”,阿巴赤调京任职,胶莱运船和水手等也都调到济州河等地他用。
元代的胶莱海运,在漕运史上是一种创举,具有开拓性的思路,实践也证明了它的可行。虽然,只如昙花一现,很快地消失了,但它不仅永远是漕运史上的一个重要话题,还改变了早在春秋时代就名载简册的“胶水”的名称:自元代以后,以“分水岭”为界,以上的河段仍称胶河;以下的河段,称北胶莱河或胶莱北河(习惯上仍称胶河);“分水岭”以东新开的人工河道称南胶莱河或胶莱南河,又俗称“运粮河”。对于平度,它更留下了长久的影响,当年沿河所设水闸处,以后大都发展成为重要村镇和渡口,亭口、新河尤为有名。而胶莱海运究竟是否可行,以后则成了明清两代一直争议不休的问题,平度文士关心此事而撰文讨论者,代有其人,而且留下了很有价值的专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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